先看2009年6月-2010年6月中国考区的情况，因为是以考区划分，不排除考生中有极少量的老外。
考生总人次：22178，其中女14171，男8007，女生占比接近三分之二。
为了获得考生的年龄构成，我采用了本科毕业年份这个参数，
其中：2010-2013从本科院校毕业者，女生5799人次，男生为2394人次
2006-2009本科毕业者，女生2433人次，男生1570人次
2002-2005本科毕业者，女生931人次，男生954人次
1998-2001本科毕业者，女生249人次，男生349人次
再看看他们的成绩：
700分以上的女生有2441人次，男生有1515人次。如果按比例算，男生高分比例稍高。
再看看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和世界的情况是多么的不同：
同样的考试年度，全世界考生为263979人次，其中女105900人次，占40。12%
2010-2013本科毕业者，女为21602人次，男为22336人次。
全球本年度考生中，700以上的男为18991人次，女为8455人次。
换言之，中国女生在各项人数比例指标，均大大超过全球水平，间接拉高了全球水平，而与男生的相对高分优势也高于全球水平。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未来，有什么预测意义?
从数据可见，在大学本科阶段就选择考GMAT，然后本科毕业直接出国的女考生人次大大超过了男考生人次，这也构成了总人次上领先的最大来源。毕业3年之内考GMAT的女生人次也体现出一定的领先。简单地说，女生在考试年龄上有低龄化趋势，从GMAC提供的数据看，中国女考生的平均年龄为23。6岁，为世界最年轻，也和上述观察相吻合。于是，真正值得分析的“中国特色”问题也呼之欲出了：为何在中国女生在年轻的时候就选择考GMAT的特别多，无论是从绝对人数，还是所占比例?
有一些显而易见也合理的因素可以解释这个数据特征，如：
(1) 中国女生有在可量化指标的指标的竞争比较中全力争取优秀的习惯，并有完美主义倾向。这在中国的中考、高考(微博)等战场已经有显著体现。中国女考生有更大的愿望重复参加GMAT考试以获得令自己满意的分数。如果能得到男女生在重复考试次数上的数据比较，将有利于确认上述猜测。
(2) 中国女生比男生有大得多的概率通过留学实现涉外婚姻进而获得海外身份，同时这种概率与年龄呈负相关，所以中国女生的理性选择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去留学。
(3) 女生面对的婚恋和生育压力较大。这个是事实，但是对数据解释能力不强，因为这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能用于解释中国特有的现象。
本人关注的深层次原因，是“预期的自我实现”现象，以及这个现象带来的对社会未来状况的极不稳定预期。
预期的自我实现，即“self-fufillment”，是个很常见的现象，比如大家都预期通胀要发生，通胀就真的发生了，而实际上这个发生是被预期推动的。再如房价，大家都预期房价要上涨，房价真的上涨的概率就会很大。可惜不是所有事情都能预期自我实现的，不然大家都预期一下乐清的贪官被雷劈死之类的多有喜感。
那么在驱动女生早早留学这个事件上，预期自我实现的力量是怎么发生作用的呢?首先是一个浓重的社会氛围，、就业的难度的浓墨重彩、“小三”等令女生心烦意乱的报道，会让女生产生极大的紧迫感和焦虑感。那么，下面她们的理性或非理性行为，当然就是以最快速度占据社会各个角色的更佳位置，所谓的“抢先卡位：早读硕士、早出来工作、早结婚、早生孩子防小三。。。。。。。
在以上预期自我实现了第一轮之后，后一代的女生观察到这个现象，又会根据这个事实进行理性决策，因此，代际累计下来，女生们的留学考试行为会被驱使得越来越早。
追究产生这种焦虑感的深层原因和带来的效应，可以看到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我们的社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后，经济结构并没有产生本质的改善，社会的核心资源掌握在极少数权贵以及为权贵服务的少数知识精英上面，在这个阶层和劳苦百姓之间，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换言之，假如一个不是官二代富二代出身的的毕业生，如果不尽力挤入上面的阶层，则堕入下面那个生活质量很低的劳碌阶层的概率会很大。社会没有为这些孩子提供足够的中间缓冲地带，形象地说，社会没有数量足够多的虽然收入不至于暴富，但能让一个人过得有尊严、有安全感的工作，尤其是对应于庞大的本科毕业生人群。这使得本科女生门为了摆脱那个有点可怕的可能性，愿意在本科毕业以较高的成本去交换某种进入胃权贵阶层服务的知识精英群体的可能性，而留学就读商学院正是增加这可能性的重要途径。
早，早，早，什么都要趁早。这种目标焦虑感的驱使，会让追求事业的人越来越远离出发的时候理想带来的崇高和从容感，让走向婚姻家庭的人失去细细咀嚼情感里面细腻的片段的幸福感。在预期自我实现的情景里面，很多行为都会异化，只是，我们有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灵力量，走出这个预期自我实现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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