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他们要从中国引进数学老师赴英“支教”。如果一切顺利，60名上海教师将在今年秋季给英国同行上课。
就在上个月，英国教育和儿童事务部副部长莉兹·特鲁斯，带着访问团到中国的中小学课堂里瞧了瞧。他们急切地寻找中国学生学好数学的“成功秘诀”。
去年底，在“国际学生能力与评量计划”(PTSA)测试中，上海学生的“数学能力”排名第一，而英国学生则没有进入前20名。
这一次，以骄傲著称的英国教育界精英人士们来中国后，变得像一群谦虚的小学生。在众多媒体报道中，“访问团”更多地被换成另一种描述—“取经团”。而英国人走后没两天，一个来自南非的“取经团”，也来到上海。记者陈璇实习生刘晓萌
外国人纷纷来中国课堂“取经”，引发了国内不小的震动。一场混杂着各种情绪的争论，。
，一向被骂得灰头土脸的的中国基础教育，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外国同行虚心求教的姿态，让不少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感到欣慰，“中国的基础教育远非先前国人们所认为的那般一无是处，相反在某些方面，老外要向我们学习”。
另一些人，却朝着这股刚刚滋生的喜悦泼起了冷水。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评论人士熊丙奇(微博)认为，“国内不乏希望通过外来和尚的肯定为中国基础教育‘正名’的声音，但中国基础教育不需要‘正名’，需要的是反思。”
接踵而至的外国“取经团”，令不少国人振奋的同时，也让一些人感到困惑
这次，英国教育大臣走进中国课堂，有些像刘姥姥闯进了大观园，开了一回眼界。
特鲁斯难以想象，中国上海的小学生能熟练运用九九乘法表，轻松玩起一种名叫“速算24点”的游戏。
令她称奇的还有，这里的中学生一堂课就能学会“有理数的除法运算规律”。这不得不让特鲁斯怀疑，“这些知识点，学生以前是否学过?”
特鲁斯率领的考察团，一天之内考察了上海三所中小学，这其中包括拿过8块国际数学竞赛金牌的上海中学。没有过多停顿，这一行人第二天又辗转至武汉。
归国后的特鲁斯很快就在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上发表文章—《英国需要中国的一堂数学课》，谈论她在中国的收获。这位英国教育大臣不掩饰地称赞，无论是上海，还是其眼中“远离沿海发达地区的湖北省”，在数学方面表现都是“卓越”的。
在诞生牛顿等诸多科学巨匠的英国，不少教育界人士正为国民的数学能力感到担忧。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英国国家数学能力中心最近的调查显示，英国成年人数学不好导致英国政府每年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达200亿英镑。也有英国报纸提到，英国女孩的数学能力越来越差，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可能会影响民族发展。
在中国，特鲁斯执着地追问“中国学生为什么能学好数学?”、“中国的孩子为什么喜欢学数学”等问题。从外国同行虚心求教的姿态中，中国的教育工作者收获了不少信心。华东师范大学一位专注基础教育的研究员对媒体表示，“中国的基础教育远非先前国人所认为的那般一无是处，相反在某些方面，老外要向我们学习”。
：低于16岁的学生群体中，上海孩子的数学能力比英国孩子平均领先3年;即便是上海表现最差的孩子，数学能力也领先英国最优秀的学生1年。去年年底，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能力与评量计划”测试中，上海学生的数学能力位居榜首，将英国孩子“甩出几条街”。
那些被“取经”的学校，大多在校园网站上挂着英国教育大臣来访的新闻，有的还将一组图片放在醒目位置滚动播放。无论是上海和武汉，。
一种欣慰和喜悦交杂的情绪，随着新闻报道的不断延伸，在更大的社会空间里传递着。英国教育大臣来上海“取经”的新闻，自然是当地的重磅教育新闻，其中一家上海都市报在报道里说，“上海基础教育世界第一的名声让‘粉丝量’大增，引得不少教育强国前来‘点赞’!”
不过，接踵而至的外国“取经团”也让一些人感到困惑。这些困惑的人里，包括活跃于教育评论界的熊丙奇。
令他不解的是，“近年来出国留学越来越热，包括高中以下的低龄留学，也呈井喷之势，现在倒好，英国教育大臣到我们这里取经来了，那英国高中的优势在哪里，不是吹出来的吧?”
一年前，武汉水果湖第二小学一班五年级的学生，感受了一堂原汁原味的英国数学课。来自英国的数学教师，带着中国小学生，认识英国钱币，用铅笔和白纸拓硬币，还模拟购物。课堂上一片欢乐，小学生们玩得很开心。一个女生说，这堂课真令人回味，但她坦言：“认识钱币的内容我们一年级已学过了，英国的数学课好简单!”
说起这种内容“肤浅”和有趣的反差，武汉水果湖第二小学校长罗汉萍也流露出困惑。她说，在国际上，中国的基础教育以学得深、难著称，不少在国内表现一般的孩子，去国外读书几乎都被视为天才，“这样的现状，我们不知是喜是忧”。
“在学习中国杰出数学教学的同时，也要批判其教学方法，不可全盘模仿”
当特鲁斯结束中国之行后，她试图打破一种传言：中国学生长时间待在学校里。因为她看到—“实际上，他们的教学时长跟我们差不多”。
这位英国教育大臣在中国的见闻可能是事实，但在她还不曾观察到的地方，存在着另一些现象。
武汉人陆明的儿子—一个普通的小学生，花费在数学上的时间和精力，不仅包括校内课时和家庭作业时间，还有年复一年地参加数学“培优班”的童年时光。
当英国人为中国小学生会算除法而啧啧称奇时，不少孩子已经挑战过复杂的奥数题了。一个北大毕业的女生说，她辅导上小学的表弟数学题已感困难，“不少题很抽象，还要画图”。
在特鲁斯组团赴东方“取经”之前，一场有关中国教育的激烈交锋，曾在两个中学生之间展开。英国《卫报》在去年底刊登了一篇题为《上海学校的真相：它们真是糟糕极了》。作者是一个“在上海高中呆了两年”的瑞典交换生，她对中国教育开足批判的火力，“上海的PISA排第一，这要归结于他们对应试的重视”。她把中国教育体制的成果，总结为“培养了百万应试专家”。
这个瑞典学生还评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它像中世纪一样。”她甚至形容“上海的教育就像祖母口中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高中生活一样”。
这篇言辞犀利的文章在网络上传播后，，直接引来一个北京景山学校学生的驳文。这个中国学生回击了瑞典的同龄人，认为那篇文章观点极端，充斥对中国教育的偏见。不过，他也承认“中国的教育体制并不完美”。
一位湖北重点中学的校长不回避—“目前包括数学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并没有跳开应试的模式”。在安徽远近闻名的神话中学—毛坦厂中学，公开的成功秘诀是“一年做够别人三年才做完的试卷”。一位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多年后没有走出做题的恐惧，“经常梦到眼前是一沓沓试卷，大片的空白等着我去填满”。
作为奥数培训市场的既得利益者，武汉一家数学培训机构的负责人杨石，却对他赖以生存的教育土壤，持有怀疑的态度：“这是一种模仿式教育，就像在工厂里做成相同的产品。”
陆明的儿子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加入奥数培训大军。从此，他拥有做不完的奥数题，以及每周一次的辅导课。这个10多岁的男孩曾跟父母“抗争”过，但以牺牲更多的娱乐时间作为代价。
在英国，，：在学习中国杰出数学教学的同时，也要批判其教学方法，不可全盘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