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金森的帮助下,我总算把排课的事搞定了,也对这里学校的套路稍稍有了一些了解。原来,这里的中学与大学差不多,只有年级的概念,而没有班级的概念,即使是年级概念,也是针对大多数常规同学而言的。只要你愿意,又符合学校的一些修课原则,你完全可以同时修几个不同年级的课,这时候,你根本说不清你是几年级的。所以,我们每个学生的课程表都不一样,有些课也不一样,上课的教室也不固定,每门课不停地换教室,而老师的教室是固定的,他的教室也同时就是他的办公室。
9月1日,是国内常规开学的日子,我脑子里想象着,如果我在杭州,我应该跟同学们一起参加开学典礼,兴奋地交流舒适而乏味的暑假生活,然后听班主任施剑明训话……然而,现在我感觉有点孤单,我还不能去上学。因为凑巧得很,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加拿大的劳动节,国定假日,而2003年的9月1日恰好是星期一,我只能再忍一天。
9月2日,我按照阿金森事先给我指定的教室号码找到409号教室,他说这是我的 home room,这又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后来我才明白,这就相当于国内学校中所在班级的教室。虽然每个学生都没有班主任,也没有班级,但一些与课程无关的事,就由 home room的老师代劳,就相当于班主任了。
我怀着志忑不安的心情走进教室,教室里已经坐着一位笑容可掬的女老师,她主动跟我打招呼。不知怎么的,看到她我反而就不紧张了。这是我在 TUPPER中学遇到的第一位真正的教师,她叫 Derkson(德克森,是我的ESL社会学课的老师。她看上去四十来岁,后来我知道她与我母亲同龄,还是个单身,原先是教戏剧的,到我们学校来时间并不长,暂时改教社会学,但她对社会学的知识很渊博,令我钦佩。我很庆幸她教了我一年的社会学,也很遗憾一年以后她又调到另一所学校继续教她的戏剧课去了。
我喜欢这里的上课,便是从上她的第一堂课开始的。后来我知道,其实这里的上课环境总体上都是很宽松的,以讨论式为主,但每个老师还是会有自己的风格,也有各自的脾气,有的严肃,有的风趣,有的一丝不苟,有的随随便便。然而,德克森的第一堂课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让我从一开始就远离了对用英语上课的恐惧感。不但不恐惧,而且很喜欢。尽管我的英语还不足以应付课堂,但我已经敢于很大胆地发言了。
也不仅仅是喜欢上课,德克森的社会学课也让我对文科有了不同的认识,使我完全改变了原先在国内时对历史、。原并不需要死记硬背,反而需要更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去分析、判断。我特别喜欢她在课堂上设置的讨论和辩论,她总是引导我们异想天开,从不限制我们的想象。
我利用在国内学到的关于社会制度的知识,提出些对她来讲也很新鲜的看法,引起了她特别的兴趣。
一次在讨论后,她当着全体同学夸我说,我将是加拿大未来的总理。我也知道她只是兴之所至随便说说,但在当时,这句话给我的激励却使我完全改变了我对自己的信心。
在国内时,我的成绩始终在班里只有中游水平,从没想过我有能力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领导者,。但现在不同了,我感觉自己身上有无穷的力量没有发挥出来,只要我去努力,没有什么事做不成的。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成为总理了,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德克森,因为没有她这句话我肯定成不了总理。如果我没有成为总理,我依然要感谢她,因为她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激情和憧憬,让我敢于去面对一切挑战
如何评价一名老师的好坏?我们的传统观念中总是把具有丰富教学经验,能让学生考出好成绩的老师看作好老师。这当然没错,但显然是片面的。我们往往忽视了对教师在学生的人格塑造、自信心的树立和兴趣的挖等方面的要求。
中学阶段正是人生成长过程中最敏感的时期,老师和家长的一句话可以使孩子上天堂,也可以使他下地狱,就看你怎么说了。从Bil对德克森的评价中可以感受到,她对于他的作用有多大。在他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看到,BⅢ的精神状态和自信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相信,对于在国内已被老师斥贡惯了的Bi,德克森最初给他的这一点点阳光使他从此步入了良性循环,并因此而受用一辈子。
德克森让我明白了一名好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我必须要说的另一位老师是 Woodworth(伍德伍兹),她是我的ESL英语老师
暑假里我在BOYs& GIRL'S CLUB里玩的时候,就听一位曾经在TUPPER中学就读过的中国女生说起过,这所学校有一位很好的ESL老师叫伍德伍兹。没想到我真的幸运地碰上了她,而且她成了我内心真正意义上的恩师。
她已年近花甲,也是单身,冲眼看是一位不苟言笑的白人老太太,其实她非常平易近人,非常慈祥可亲。据她自己说,她教ESL已经有25年了,可见她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她是一位正直得有点过分的白人,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不同寻常的人格魅力。她开一辆上世纪80年代的宽头老爷车,车里面乱七八糟,却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居然常年载着烧烤用的煤气灶。她抵制沃尔玛,从不进入它的商场,因为她认为沃尔玛的低价商品来源于对世界各地劳动力的剥削:她每年给绿色和平组织捐钱,却从不计回报;她经常参加各种集会,旁听市议会的会议。
ESL班的同学年龄大小不一,英语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教ESL的伍德伍兹的英文水平却是全校公认最好的,而且也极有权威,哪个学生能否进入常规班完全由她说了算,连校长的面子也不给。她对我极好,其实,也不光对我好,她对所有的学生都好,只是她更希望学生们能主动地找她。在这一点上,我占了便宜,因为我总是去找她。
这里的中学每天下午三点就放学了,这跟国内的学校比起来,早得有点让我无所适从,而伍德伍兹总是在她的教室里工作到五点以后,正好,她又总是鼓励我们去找她。我已经开始尝到在这儿跟人打交道的甜头,我不必担心会遭到不受欢迎的待遇,于是,我尝试着去找她。
一开始我总会找一些借口,比如问一些问题,了解情况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她的确很乐意跟我聊,于是,我也就不再找借口,有事没事的都到她那儿去坐一会。我认为,在跟她聊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东西比在课堂里要多得多。
我听从她的建议,在进入 TUPPER中学的最初几个月里,参加了专门为ESL学生开设的课后辅导。其实就是在每天放学后,有一两位大学生义工陪我们聊天,帮助我们做作业,跟我们一起玩游戏,甚至一起出去郊游。通过这样的活动,我的英语水平自然进步更快,了解的东西自然更多。
我也听从她的建议,合理安排了我的ESL学习规划,利用连续两年的夏季学校课程,把10年级的社会学和11年级的英语两门课都补上了,使我得以跟上其他课程进度,真正实现了提前一年毕业,而我的英语基础依然扎实。
在伍德伍兹的帮助下,我的英语水平进展神速。通常需要一年才能完成的ESL二级,我只用了三个月就达标了。正常情况下,从ESL二级转到过渡班( Transitional)后,还需要一年才能进入常规班。而我在过渡班里又待了三个月,也达到了转到常规班的要求,但为了让我的英语基础更扎实一些,伍德伍兹建议我暂时不要转班,等到下个学年再转。我听从她的建议在过渡班读完了第一个学年。
年以后,我虽然离开了ESL,进入常规班学习,但我跟伍德伍兹的关系并没有变,没事的时候,我依然会到她教室去坐坐,天南海北地聊聊天。有时候,我也会请她为我遇到的困惑或难题出出主意。
碰巧有不认识我的人正好来找她,她总会笑眯着眼这样介绍我This is Bill. The guy is special.(这是比尔,这家伙很特别)每当这时,我会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是她对我的最高评价。
这以后直至毕业我所取得的很多成绩,其实都跟伍德伍兹对我的影响和帮助分不开,比如我进入校学生委员会,比如我成为25年来全校第个修完英国文学课的ESL学生,比如我获得ESL奖学金,比如我获得全校最高奖火炬奖,并成为毕业典礼上的告别演说者,等等。这些事情,在以后的叙述中还会谈到。
伍德伍兹给予Bil的帮助是点点滴滴的,犹如涓消细流,我知道他也无法一一列举。然而,Bi每天放学回家总会跟我们谈起他跟伍德伍兹聊些什么有趣的话题,或什么重大事件。不知不觉间,他们成了忘年交,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使B诅更深刻地了解并理解了西方文化,为他从根本上融入校园环境和社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有一次,伍德伍兹请Bⅲ一起去市议会旁听关于选举制度改革的听证会,途中先领他到一家日本餐厅吃晚餐。Bil还天真地问她该由谁付账伍德伍兹也一本正经地回答,按惯例,老师请学生都由老师付账。在听证会场,只有BⅢ一个是未成年的亚洲人面孔。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伍德伍兹给予Bi的帮助已经远远超出了学习的范畴。
多年以后,伍德伍兹已经退休,Bil也毕业离开了 TUPPER中学。有次,伍德伍兹接受当地教师协会的邀请,要赴中国的常州做几个月的讲学,她打电话给Bil咨询有关在中国生活的情况。BⅢ认真帮助了她,并与在上海的表姐说好,请表姐在上海热情接待并陪同伍德伍兹好好玩了一天。显然,他们之间的友谊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师生关系。人生有这样一位忘年交,也算一大幸事,当然,这已经超出了留学这件事的范畴。